2020年故宫苏轼大展，看到苏轼和朋友们的手迹，感到亲切。纸上渲染的墨色，映出作者当前挥洒的神气，令人向往。即使是寒食帖的摹本，也令人心悸。

复旦大学朱刚老师的《苏轼十讲》，深刻解析了苏轼十个方面作品背后的历史、政治、人文、社会关系、文学环境、社交网络和文化渊源。我读得很慢，也很享受。朱老师不时几句意蕴悠远、痛快淋漓的点评，也令我敬佩，从心底里产生共鸣。故为之记。

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许倬云老师在《说中国》里的判断：宋朝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和 Kassy 讨论初中二年级语文材料，记住了西汉《礼记》里的这句话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。这句话是说：要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儒家“大同”理想社会，需要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。从朱刚老师的书中可以看出，宋朝在这八个字上，失败了。以王安石、司马光为首的新党和旧党、各党内部的各个派别，水火不容，互斥“奸党”，不考虑对方方案中的合理成分，离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相去甚远。今日读之，令人唏嘘。

裹挟在其中，而且大部分时间处于被打倒一方的苏轼，只能选择寂寞。但他寂寞得如此从容。佩服。

第一章 雪泥鸿爪

春来何处不归鸿，飞复羸牛踏旧踪。

但愿老师真似月，谁家瓮里不相逢。

朱刚老师用苏轼去世前给好友法芝和尚的这首诗作为开篇，因为里面的“鸿”、“牛”、“月”三个字。

“鸿”意味着漂泊；“牛”意味着辛苦；“月”意味着超脱。

“涉世多艰，竟奚所为。如鸿风飞，流落四维。” 苏辙在《祭亡兄端明文》中，用这四句，回顾兄长的一生。而苏轼自己在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中，也这样写道：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

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冷。

第二章 贤良进卷

苏轼刚入文坛，入欧阳修门下。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，讲究“人情”。他说：“不近人情，不可为法”。

他很快遇到王安石的阻击，而且被阻击了一生。王安石也没错：他讲究“原则”。他很明白地建议苏轼：“知要”、“守之以要”，即要竖立唯一正确的最高原则，然后坚守。

新党和旧党很快混战到一团。苏轼的父亲写《辩奸论》，说王安石们“不近人情”，是“奸”；王安石一方也义正言辞地说苏轼一方没有原则，见风使舵。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将对方斥为“小人”、“奸党”。

党同伐异之下，讨论具体政策的策论里，到底有多少是事实、多少是臆测，大家是不在乎的。从古老典籍中硬找出需要的“根据”，证明自己有“理”就行，而反对的人，让他消失在岭南的崇山之中即可。

多年以后，苏轼对自己年轻时提交朝廷的策论的评价不高。成功地做过地方官、积累了处理地方事务经验后的他，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说自己当年的策论：“妄论利害，搀说得失，此正制科人习气。”

但他对文学、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学作品，还是建议要“气象峥嵘”、“高下抑扬，如龙蛇捉不住”。他在《与二郎侄》中说：“文字亦若无难处，止有一事与汝说。凡文字，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，彩色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其实不是平淡，绚烂之极也。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，一向只学此样，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，高下抑扬，如龙蛇捉不住，当且学此，只书字亦然，善思吾言”。

年轻时要年轻，老熟后要老熟。他分得很清楚。

而老熟后的“平淡，其实不是平淡，绚烂之极也”。

妙。

第三章 乌台诗案

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折辱，朱刚老师分析说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，苏轼作品流传极广，极大影响社会舆论，由此导致的效果是：客观上，他是在“以个人的名声，和朝廷争胜”。如此，朝廷自然不能饶他。

没想到宋朝的司法还这么可以：大理寺、审刑院秉公执法，说按照刑律，应判两年，但调查期间国家已几次大赦，所以他的这些刑罚，也已无事，应立刻开释。

从上到下要求释放他的舆论也很难平息，以致皇上最后只好来一个“特责”。所以宋朝还是可以的。许倬云老师在《说中国》里说：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，在宋朝以前已经形成。而宋朝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此后，元朝、明朝、清朝对中国文化的禁锢、修饰和歪曲，一个比一个猛。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摧残下，就是硬扛了。

第四章 三咏赤壁

苏轼自己说：我的功业，是从黄州开始的。体制内事业到了低点，生活也苦，但自由了。他把这当做他功业的开始。

在赤壁的江川风月之间，他领悟到自然无穷无尽的美。在《前赤壁赋》中他写道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
朱刚老师看到这篇文章，这么说：程颐认为终极意义在道德意义上的“天理”，而苏轼的天地和人生洋溢着无穷无尽的美。

而苏轼最神的是，他不是简单的“欣赏”，而是“体验”，将天地无穷无尽的美，融入自己。“体验”这个词，是朱刚老师对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这首词的点评中说的。先看这首词：
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朱刚老师说：苏轼先生在这首词里，不是观赏，而是”体验“。而且，是苏轼有意给自己创造的一个体验：冒着雨，在雨中亲身体验，直到雨停了，还感到“微冷”，然后看夕阳洒满山头，才兴尽而去”。

体验。

我也很喜欢“体验”。北京之大，如果还有一个让我留恋的地方，那就是颐和园。很多次，看到乌云四起，我们家的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，然后踏上前往颐和园的道路。这是因为雨中颐和园基本上是没有人的，因此那个时候那个园子就只属于我们。然后，雨中、或雨后，坐在知春亭昆明湖的岸边，前面270度全景水面，对面东堤、玉泉山、西山山脉的身影，倒影在湖中，水天一色，堪称绝景。如果幸运，雨停云开，夕阳西下，红霞漫天，天地间金光一片，在这无穷无尽的天地间，能够忘却人世间的一切，感受到苏轼多首词中的境界。

朱刚老师说这种体验：“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，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，而是一笔勾销，并无风雨。”

在颐和园的湖边，我从来都是一笔勾销，并无风雨。

第六章 王苏关系

王安石很棒。出道以来，他就非常低调，和权贵刻意保持距离，专心写作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用几万字，从理论根据到实施方案，给出了自己的改革路线。他的志向从来不是出名，而是改造世界、使国家富强。

然而苏轼和王安石有很多根本性的冲突，比如“异议”的权力。比如，冲突之一，是王安石推进学术和政治统一的一元化模式。宋朝学术界以“士”为主体，学校本是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桥梁。王安石为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，推进学术和政治统一的一元化。对此，苏轼反对。他认为，学校不但应该有发表异议的权力，而且还有这种责任。他在《南安军学记》中说：“不论政，犹无学也”。对此，以“原则”为第一的王安石，无法容忍。

王安石被罢相后，过得并不好。这时苏轼去看他。两人惺惺相惜，做和解状。但两人是否真正接受了对方的理念，因为两人后来也没有在一起共事过，所以其实也不得而知。

第七章 家

即将离开黄州，苏轼心情复杂。他在《满庭芳·归去来兮》中写道：

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？万里家在岷峨。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。坐见黄州再闰，儿童尽楚语吴歌。山中友，鸡豚社酒，相劝老东坡。

云何？当此去，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。待闲看秋风，洛水清波。好在堂前细柳，应念我，莫剪柔柯。仍传语，江南父老，时与晒渔蓑。

然后，他踏上旅途。到一个地方，过几年，就买房，想在当地安家。然而刚买房，就接到调令，接着往更偏远的地方走。就这样反复，直到海南。

第八章 元佑党争

旧党短暂回归，却没有建树，而是内部分裂和混战。党内各个派别互相功击、拆台。苏轼对司马光说：王安石的一些政策是合理的，应保留。司马光不同意。然后司马光突然去世，旧党中人以此为由，群起攻苏轼。苏轼只好说：那我走吧。离开中央，到地方任职。

多年以后，当年攻击苏轼的旧党同僚反思，给予了公正评价。刘安世和苏轼同是旧党，但分属敌对两派。他晚年写道：“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。若大节一亏，则虽有细行，不足赎也。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，才高意广，惟己之是信。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，人欲杀之；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（按，指司马光）议论，亦有不合处，非随时上下人也。”

我认为刘安世的这段评价非常关键，点出了苏轼其实是有“原则”的。他说苏轼“惟己之是信”，“非随时上下人也”。这意味着苏轼并不像王安石说的“没有原则”。相反，他有他的原则。正是因为做事情有原则、章法，他才能在地方上做出成绩，受到民众的信赖，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，比如自然灾害时，他的应对是非常专业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对自己有信心。

我觉得苏轼的原则就是：独立思考，尊重异议。因此，他大致能够做到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。这正是西汉《礼记》里说的实现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社会的路径。

独立思考，是苏轼“原则”的基础。他在给杨元素的信中说：“昔之君子，惟荆（王安石）是师；今之君子，惟温（司马光）是随。所随不同，其为随一也。老弟（苏轼）与温相知至深，始终无间，然多不随耳。” 他不随人，意味着他也不要人随，意味着大家都独立思考。

尊重异议，是苏轼“原则”的核心。他在《答张文潜县丞书》中再次提到王安石一元化的问题时说：“文字之衰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，未必不善也，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，颜渊之仁，子路之勇，不能以相移，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！地之美者，同于生物，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卤之地，弥望皆黄茅白苇，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

这就是说，大家都独立思考，然后开诚布公，都说出来，尊重“异议”，然后深入现场，调查研究，以事实为准绳，权衡各种方案，最后科学决策。这不正是实现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的唯一途径吗？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达到《礼记》里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社会。

提笔至此，心情沉重。悲乎！想苏轼的这个原则，王安石不懂、宋朝皇帝也不懂！苏轼当年作为当事人，深陷其中，无人理睬，反而受到打击报复，身陷囹圄，一贬再贬，以致海南，心情当更加悲伤。然而他居然还能挺过来，还留下这么多美好的作品。我不得不说一个字：服。

帮助他撑过来的，有一个好兄弟，能够“风雨对床”的兄弟。他弟弟苏辙在《逍遥堂会宿》诗序中回忆说：“辙幼从子瞻（辙兄苏轼）读书，未尝一日相舍，既壮，将游宦四方，读韦苏州（韦应物）诗至‘安知风雨夜，复此对床眠。’恻然感之，乃相相约早退，为闲居之乐。

幸甚。

第九章 唱和

朱刚老师在这一章提出北宋文坛的公共性。从书中可以看出，虽然因为贬黜失去了体制内晋升的机会，但是苏轼和他的朋友们还保持着密切交往，不断有朋友、亲人专程来探望他，一陪就几个月。他们还同题写作，自发唱和。这种社交生活，绝对是苏轼能够撑住，还有这么多作品的原因。这也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北宋的民间氛围其实还可以。朱刚老师推断，宋朝中后期的文学创作者已认识到自己所处文学环境的整体性、开放性、或公共性。非常难得。

如苏轼在海南岛和弟子、朋友们唱和而作的《千秋岁·次韵少游》

岛边天外， 未老身先退。 珠泪溅，丹衷碎。 声摇苍玉佩、色重黄金带。一万里，斜阳正与长安对。

道远谁云会，罪大天能盖。君命重，臣节在。新恩犹可觊，旧学终难改。吾已矣，乘桴且恁浮于海。

太帅。

第十章 个体诗史

最令人崩溃的一首词来了，苏轼怀念妻子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我只能说每一个字都是神作。

苏轼去世后，失去“风雨对床”兄弟的苏辙，面对好大喜功宋徽宗、蔡京崛起的荒诞时代，写了12年小诗。朱刚老师说这些诗：“没有热烈奔放的欲望、旖旎羞涩的情怀或呼天抢地的哀号，甚至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即便偶尔露出一点端倪，也出之以经过反思的自嘲。”

朱刚老师接着说苏辙：“他经历了苏轼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，目睹了苏轼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，体会着远远超过兄长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。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，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”闹剧，在连绵不断的“党禁”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，为“主理”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。”

谢谢朱刚老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