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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长

爷爷的家乡是湖南省双峰县,以前叫“永丰”。齐邦媛老师在《巨流河》中回忆抗战时她们随着大学迁往贵州时,路过一个叫“永丰”的地方,就是这里。齐老师说在这里呆了很多时间,后来很不想走,因为觉得美。

爷爷是传统的。因为乡绅大爷的眷顾,爷爷小时候有书读。大爷出门是坐轿的。大爷在家请先生教孩子,把爷爷也接来,一起学习。我理解这就是家族。

可能是因为大爷的影响,爷爷不喜娱乐,却喜欢书法。他说大爷的毛笔字非常好。大爷写毛笔字时是把笔扣在臂弯里写的。所以爷爷也一辈子练字。爷爷的字很正。我觉得练字影响了爷爷的性格。他从小教我妹妹写字,妹妹的字现在写得很有韵味,我每次微信朋友圈转发妹妹的字,都能得到很多赞。有一次我特地拿妹妹作品给爷爷看,他喜形于色,说:不错是不错,但还要练。

也是在大爷的院子里,爷爷学会了武术。大爷请了湘军教头教他们。爷爷说这位教头以前是带人打过县城的。脚一蹬,身体一攒,就能上墙头。小时候爷爷练习站桩,把腿给累得,上厕所都蹲不下。通过这样的练习,爷爷有了一副好身板。90多岁了,背还是挺直的,精神得很。有一次我放学回家,爷爷从县城汽车站回来。汽车站是混混扒手出没的地方。有一个小扒手刚把手伸进爷爷的口袋,就被爷爷铁钳一样的手给夹住了。扒手同伙们围上来,爷爷往后迅速一退,亮了一个招式,说了几句黑话:你们带灯笼出来了没?(注:“灯笼”就是“眼睛”的意思),什么什么小心我给你废了,等等。扒手被镇住了,不仅让爷爷走了,还跟在爷爷后面,问爷爷收不收徒。爷爷说现在年纪大了,年轻时,一个扫堂腿把他们扫倒,然后脱身也还是没有问题的。

爷爷后来又上过一个学校。像民国时期很多湖南学校一样,这个学校位于一个乡绅的大院。爷爷没有和我说过这所学校的名字,只说过周末学校会给学生打牙祭,上大肥肉。我猜他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吃大肥肉的。

二、技术

从学校毕业后,爷爷离开家,和弟弟一起,到了几百里外的湘西谋生,走上了技术的道路。他首先在武冈染坊当学徒。武冈是湘西一个古老小城,现在都还有城墙和城门。据说那时有一条街的布店和染坊。然后兄弟两到了高沙。高沙是一个据说唐朝时就存在的小镇。一条河从镇旁流过,上面可以渡船。在这里爷爷就自己创业了,首先是家庭小作坊。解放后作坊合并,成立国有织染厂,爷爷成了厂里的技术员,逐渐脱颖而出。

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,爷爷在技术上的自信。他自己的话是:没有我不会弄的。当然,这是指他职责范围内的技术问题。比如,作为技术人员,他去外地(比如上海、杭州)工厂访问回来后,就能根据自己考察中的观察,改进已有或设计新的机器和工艺,改进或做出新的产品。姑姑说有一次他弄出了一套生产衣服衬里(比较挺的一种布料,能够支撑一件衣服的轮廓)的机器,得到了200元奖金。在那个年代,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他也曾亲口和我说:一个布料,我看一看,就能把它弄出来。显然,这种通过学术交流,观察样品,逆向设计工艺、流程、原料配比、机器,最后进行参数调优,获得理想的产品效果的能力,对地处湘西的这个几百人的小厂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。

交流、消化、改进、创新,爷爷乐在其中。多年以后,我走进一家英国著名的织染厂在纽约的小店,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布料和印花,感到格外亲切,因为就在我的小时候,偶尔去过一次爷爷办公室,看到墙上一个样品格里,很多五颜六色的纱线样本,那么新鲜,那么美,就一直记得。我拿着厚厚的一叠样品,就想:如果爷爷看到它们,是否又会眼里闪闪发光,开始琢磨这后面的原料和流程。同样,当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苦苦追寻时,我偶尔会抬起头来,想象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苦痛、绝望、但不服气、不放弃、殚精竭虑的心情,爷爷肯定也经历过,因此产生一丝共鸣。

进入80年代,爷爷退休了,但继续活跃着。那时民营经济似乎非常发达,各种织染小厂都急需技术人员,都来找爷爷指导。森森哥哥说那时候爷爷的技术在他那整个地区可能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所以爷爷依旧很忙。我印象中,在大多数职工的月工资还只有几十元时,爷爷做一家工厂的顾问,似乎就能收入几千元。后来,我的理解是,随着沿海地区织染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国际化,内地织染厂很快失去竞争力,逐渐瓦解了。爷爷所在的厂也很快撑不下,倒闭,把设备当废铁卖了之后,大家各谋出路。幸亏几年后,感谢可能是胡温总的政策,爷爷获得了社保,拿到了稳定的退休工资,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。

即使已经不能在主流技术领域有所建树,爷爷的工程师热情还是没有消退。他的日常还是:琢磨想法(Idea),设计,计划,和实现。有一年回去看他。发现他在搞镜屏。镜屏是一种相框:铝合金框,红底,前面称上画或字,前面再嵌上玻璃,然后就像一副艺术品那样,挂在墙上。我不知道爷爷怎么想起来干这个,可能是受了做镜屏的邻居的影响。对搞纺织的爷爷来说,这绝对是跨界了。但他就是觉得自己能搞出来,于是买金刚石玻璃刀,各种材料,在家里弄了一个工作室。弄了好久,做出来许多作品,自得其乐。

镜屏事业做了几年后,有一年我回去看他,发现爷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,就是修钢笔。他弄了一个小车,装着各种钢笔尖,去小学门口给学生修钢笔。这个在我小时候的学校是很受欢迎的,因为墨水钢笔,笔尖很重要,但小孩又很不小心,经常把笔尖摔地上,崩了,折了,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,不能把整个笔全扔了,就得换笔尖。这时候就会围着校门口的修笔尖的师傅,请他修。所以爷爷又不管风吹日晒地,去学校门口坐着,创业去了。不愁吃、不愁穿,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应该大夏天坐在小学门口等着学生出来修钢笔吗?爷爷没有多想。他身边很多工友也不会多想,因为对他们来说,过去的就是过去,这就是生活。

爷爷还教给我的是,要做计划,然后控制计划实施的节奏。具体来说,就是:做一个事情之前,要写计划,计划中要预想可能出现什么问题,做好预案。而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,有一次,他带我去长沙玩,在清水塘的凳子上坐着,他和我说:要走一会,歇一会,这样就不会累。爷爷到了90岁,还坚持一个人过。一个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,自己买菜做饭,春夏秋冬,像候鸟似的,什么时候该收起什么,拿起什么,准备什么,做些什么,每天什么时候上街,家里什么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,收入支出多少,哪里要修理,他都弄得井井有条的。我知道,这是因为他设计过的,然后控制着实施的节奏。每次在北京给他打电话,我说的话,他可能也不能完全听清楚,但最后他总会说一句:冒得事哎(没什么事)。我就知道,他项目的风险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

三、生活

因为工作的关系,爷爷去过很多城市。他和我说的最多的,可能是杭州。我到了北京以后,邀请爷爷来北京玩。爷爷说:走不动咯!北京我也都去过好多次了。住在家里,爷爷每天也准时出门上街走走。爷爷在的高沙镇据说从唐代就有了,很多青砖的宅子,旁边一条河流过,可以行船。这样的小镇,在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中记过很多。河对岸一个古塔,我只要回去了都要去走一趟。爸爸说他小时候,河边很多柳树,清晨的时候很美。

那年我回去,80多岁的爷爷说:旁边一家祠堂修好了,我带你去看。他先说:我看能不能打一辆三轮车。没有。他就带着我慢慢走。像往常一样,他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。一路上,不时有人喊他:师傅,干啥子去?他就笑着一一回应:带他们去看看祠堂。那条土路得有一公里。爷爷就在前面带着我和Kassy慢慢地走了过去。到了后,他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休息,我们在祠堂里四处看。那个场景,就像他以前带我坐在清水塘的长凳上。

饮食方面,爷爷的原则是:小菜 + 饭。这里面,蔬菜是一餐都不能少的。然后过几天吃一次肥肉。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肥肉,所以吃肉的时候总是很苦恼,因为廋肉上面总带着肥肉。然后有一次爷爷带我去长沙。走到中午了,他带着我进了一个小餐馆,点了两个菜。当其中的肉菜上来后,我很吃惊,里面的肉丝没有一丁点的肥肉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没有一点肥肉的纯廋肉可以吃。现在当然知道这是里脊了。每次去看爷爷,他好像总会给我炸一次肉丸子。他炒的菜是典型的湘菜:咸、鲜、油,因此也香。

抽烟是爷爷最大的嗜好。他总是充满怀念地回忆说:年轻时,旁边驻军的军官抽烟,抽完后,那香味,很久都不散。可后来,再也买不到那么香的烟了。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,爷爷学会了抽烟。从我记事起,他就是每天两包烟。我小时候装模作样地和他说过几次道理,说吸烟的危害,他觉得好玩,就记下了。长大后我不说了,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有时候会想起来,就笑着重复我的话:你说这做烟的怎么这么坏,弄这种毒药,不禁伤害你的身体,还让你自己出钱买!然后哈哈大笑。

四、自由

爷爷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,从来不要人陪他。80多岁了,他还一个人住着,自己买菜做饭。每次我回到高沙,呆了一天后,他就会说:有事你就去忙你的,我冒得么子事哎。或者说:你看看你妹妹去,你就她一个妹妹。于是我就动身了。

回想起来,爷爷对独立生活的坚持,即体现了他对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的自信,又意味着他珍惜自己的自由。像他设计织染的机器一样,他也将项目管理应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,为了自己的自由。

这种自由,有一点点看透的感觉。对于政治、权力、财富、荣誉、甚至死生,我觉得爷爷都有自己的理解。这种略微有一点超脱的理解,对我影响很深。我感觉,也是这种理解,让他对技术之外的东西,尤其是金钱和权力,缺乏全身心投入的动力。他对人际方面的迎来送往不是很擅长,对创业捞取第一桶金也并非全身心投入。这种对现实政治和金钱的疏离,很可能来自他成长期间乡绅大爷的影响。从爷爷对我的描述中,他佩服大爷的并不是大爷的资产、权力和地位,而是大爷在传统文化上的坚守,和通过肩负起对乡邻及家族的责任,而得到的尊重。也很可能来自爷爷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动荡中看到的周围的人们、自己的亲属(特别是他的弟弟),和他自己本人受到的欺凌和伤害。爷爷多次和我提过他年轻时看到军队活埋人的场景。正如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在家乡看到“杀人”对他内心深处的影响,这些爷爷看到的事情,也让他懂得了一些什么。所有这些,他概括成一句话,就是他多次和我说过的这句话: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刀哎!我从来没有直接问过爷爷这句话后面的理由,但我相信爷爷把这句看起来比较残酷的话告诉年轻时的我,是他真的想要我知道一些东西。也因为这一句话,我后来可以接受我看到的任何悲剧的发生,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现实。所谓绝望后才会有真正的希望,我很感激爷爷告诉了我这句话。

幸好,爷爷对技术的追求和些许的成就让他得到了社会的尊重。在爷爷家印象最深的就是,只要和他一块出门,谁见了他都是一句:”师傅“。徒弟们逢年过节会来家里拜年,有事情也很愿意帮忙。每到这些时候,我总感觉爷爷心里是非常欣慰的。直到今天,写下这段文字,我才明白,自信、自尊和自由,是爷爷给我,给我们这个家的后代,最宝贵的财富。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三个词中的任何一个,从来没有,我之前也从来没有把他和这三个词联系起来过。甚至,我以为,这三个词早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但今天,我突然发现,原来它们就在我身边,然后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,总是对爷爷有默默的尊重;理解了为什么他的那些徒弟叫他师傅的时候总是那么亲切地自然;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后人各种的行为表现;更重要的是,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虽然天各一方,但在这个动荡时代中,总能够有一份心照不宣的牵挂,一份温情,在寒冷的时候,想到对方。

爷爷靠自己对传统的继承、对技艺的热爱,在这个动荡的时代,活了近一个世纪。想想过去一个世纪中都发生了什么,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奇迹。这个奇迹的原因,即来自他健康的身体,更来自于他的内心,即自由。

五、爷爷和我

我从小不是和爷爷在一起长大的。上山下乡,爷爷把儿子送回了几百里外的老家,然后父母就在几百里外的地方安了家。所以我从小长大的小县城和爷爷住的小镇是有几百里距离的。在80年代,这意味着去一趟爷爷家需要整整一天,中间如果错过了车,可能还要在旅馆住一夜。总之就是折腾至极。所以,每次回爷爷家,都是过年。暑假是不会去的。爷爷也不愿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。每次他来我们家,都是因为有人请他做事,路过。工程师的爷爷是不会哄孩子的。记事以来,他好像从来没抱过我,从来没夸过我,也似乎从没有给我买过礼物。所以小时候我并不觉得他很亲。

长大后,每次回家,我们两在一起的时候,我就会问他以前的事情。这时候爷爷有时候就会聊起来半个小时。有一次我打开摄像机,他也知道,就还是像以前那样说。从这里,我慢慢就懂得了老年人对年轻人对自己感兴趣是很高兴的。去年春节回家,爷爷已经卧床了。我知道老人最需要的是有人陪,就不时跑进屋。他坐在床上,我就靠着在他对面的墙上,正对着他站着。他看到我进去了,就看着我笑。他就一直抽烟,我就这么看着他,两个人也不说什么话。有时他突然想起来,就和我说:你哥拿来的这个烟好,你拿一包给姑父。我就去办。我知道他心里还是什么都清楚。

过了年,因为要赶回北京去写项目申请,初三我就要走了。和他告别,他有点生气,说:哪有这么重要的事哦?就在乎这么几天。我一时语塞。他心里还是什么都清楚。但更重要的是,我很吃惊,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留我。我习惯的告别方式是他主动和我说:我冒得么子事哎,有事你就去忙你的。这种变化让我感觉很特别,我记得我就有点难过。我只好说:您好好保重身体,我明年还回来看你。然后,等我真的拖着行李箱到了门口,发现爷爷笑容满面地出来送我了。他也还是没有说什么,就是笑。我就知道,他心里还是什么都清楚。他他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。我就抱了抱他,用我从纽约学会的要抱你最亲爱的人的方式抱了抱他。这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抱他。然后我就下楼走了。

然后就又是一年了。这一年里,暑假想回去,可是出国开会,回来后整理思路、看论文、写论文、备课,没有回去。十一想回去,又是写论文,备课,没有回去。然后就又备课、上课、学生讨论、学习国外大学的材料。每天一分钟恨不得分成两半来花。中间哥哥去看爷爷,给我微信视频。爷爷看到我了,和往常一样,还是说:”冒得事哎!“。但哥哥会告诉我,他总说为什么我还不回来。

现在我回来了。我很确信,爷爷看了这篇文章,会高兴的,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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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一帅

陈一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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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与信息系统博士,曾就职于朗讯贝尔实验室,现居北京,Kassy的爸爸。个人主页:https://yishuai.github.i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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