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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原则

2020年故宫苏轼大展,看到苏轼和朋友们的手迹,感到亲切。纸上渲染的墨色,映出作者当前挥洒的神气,令人向往。即使是寒食帖的摹本,也令人心悸。

复旦大学朱刚老师的《苏轼十讲》,深刻解析了苏轼十个方面作品背后的历史、政治、人文、社会关系、文学环境、社交网络和文化渊源。我读得很慢,也很享受。朱老师不时几句意蕴悠远、痛快淋漓的点评,也令我敬佩,从心底里产生共鸣。故为之记。

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许倬云老师在《说中国》里的判断:宋朝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和 Kassy 讨论初中二年级语文材料,记住了西汉《礼记》里的这句话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。这句话是说:要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儒家“大同”理想社会,需要“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。从朱刚老师的书中可以看出,宋朝在这八个字上,失败了。以王安石、司马光为首的新党和旧党、各党内部的各个派别,水火不容,互斥“奸党”,不考虑对方方案中的合理成分,离“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相去甚远。今日读之,令人唏嘘。

裹挟在其中,而且大部分时间处于被打倒一方的苏轼,只能选择寂寞。但他寂寞得如此从容。佩服。

第一章 雪泥鸿爪

春来何处不归鸿,飞复羸牛踏旧踪。

但愿老师真似月,谁家瓮里不相逢。

朱刚老师用苏轼去世前给好友法芝和尚的这首诗作为开篇,因为里面的“鸿”、“牛”、“月”三个字。

“鸿”意味着漂泊;“牛”意味着辛苦;“月”意味着超脱。

“涉世多艰,竟奚所为。如鸿风飞,流落四维。” 苏辙在《祭亡兄端明文》中,用这四句,回顾兄长的一生。而苏轼自己在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中,也这样写道:
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
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
冷。

第二章 贤良进卷

苏轼刚入文坛,入欧阳修门下。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,讲究“人情”。他说:“不近人情,不可为法”。

他很快遇到王安石的阻击,而且被阻击了一生。王安石也没错:他讲究“原则”。他很明白地建议苏轼:“知要”、“守之以要”,即要竖立唯一正确的最高原则,然后坚守。

新党和旧党很快混战到一团。苏轼的父亲写《辩奸论》,说王安石们“不近人情”,是“奸”;王安石一方也义正言辞地说苏轼一方没有原则,见风使舵。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将对方斥为“小人”、“奸党”。

党同伐异之下,讨论具体政策的策论里,到底有多少是事实、多少是臆测,大家是不在乎的。从古老典籍中硬找出需要的“根据”,证明自己有“理”就行,而反对的人,让他消失在岭南的崇山之中即可。

多年以后,苏轼对自己年轻时提交朝廷的策论的评价不高。成功地做过地方官、积累了处理地方事务经验后的他,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说自己当年的策论:“妄论利害,搀说得失,此正制科人习气。”

但他对文学、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学作品,还是建议要“气象峥嵘”、“高下抑扬,如龙蛇捉不住”。他在《与二郎侄》中说:“文字亦若无难处,止有一事与汝说。凡文字,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,彩色绚烂,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其实不是平淡,绚烂之极也。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,一向只学此样,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,高下抑扬,如龙蛇捉不住,当且学此,只书字亦然,善思吾言”。

年轻时要年轻,老熟后要老熟。他分得很清楚。

而老熟后的“平淡,其实不是平淡,绚烂之极也”。

妙。

第三章 乌台诗案

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折辱,朱刚老师分析说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,苏轼作品流传极广,极大影响社会舆论,由此导致的效果是:客观上,他是在“以个人的名声,和朝廷争胜”。如此,朝廷自然不能饶他。

没想到宋朝的司法还这么可以:大理寺、审刑院秉公执法,说按照刑律,应判两年,但调查期间国家已几次大赦,所以他的这些刑罚,也已无事,应立刻开释。

从上到下要求释放他的舆论也很难平息,以致皇上最后只好来一个“特责”。所以宋朝还是可以的。许倬云老师在《说中国》里说: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,在宋朝以前已经形成。而宋朝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此后,元朝、明朝、清朝对中国文化的禁锢、修饰和歪曲,一个比一个猛。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摧残下,就是硬扛了。

第四章 三咏赤壁

苏轼自己说:我的功业,是从黄州开始的。体制内事业到了低点,生活也苦,但自由了。他把这当做他功业的开始。

在赤壁的江川风月之间,他领悟到自然无穷无尽的美。在《前赤壁赋》中他写道: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?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,而又何羡乎?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
朱刚老师看到这篇文章,这么说:程颐认为终极意义在道德意义上的“天理”,而苏轼的天地和人生洋溢着无穷无尽的美。

而苏轼最神的是,他不是简单的“欣赏”,而是“体验”,将天地无穷无尽的美,融入自己。“体验”这个词,是朱刚老师对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这首词的点评中说的。先看这首词:
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朱刚老师说:苏轼先生在这首词里,不是观赏,而是”体验“。而且,是苏轼有意给自己创造的一个体验:冒着雨,在雨中亲身体验,直到雨停了,还感到“微冷”,然后看夕阳洒满山头,才兴尽而去”。

体验。

我也很喜欢“体验”。北京之大,如果还有一个让我留恋的地方,那就是颐和园。很多次,看到乌云四起,我们家的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,然后踏上前往颐和园的道路。这是因为雨中颐和园基本上是没有人的,因此那个时候那个园子就只属于我们。然后,雨中、或雨后,坐在知春亭昆明湖的岸边,前面270度全景水面,对面东堤、玉泉山、西山山脉的身影,倒影在湖中,水天一色,堪称绝景。如果幸运,雨停云开,夕阳西下,红霞漫天,天地间金光一片,在这无穷无尽的天地间,能够忘却人世间的一切,感受到苏轼多首词中的境界。

朱刚老师说这种体验:“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,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,而是一笔勾销,并无风雨。”

在颐和园的湖边,我从来都是一笔勾销,并无风雨。

第六章 王苏关系

王安石很棒。出道以来,他就非常低调,和权贵刻意保持距离,专心写作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用几万字,从理论根据到实施方案,给出了自己的改革路线。他的志向从来不是出名,而是改造世界、使国家富强。

然而苏轼和王安石有很多根本性的冲突,比如“异议”的权力。比如,冲突之一,是王安石推进学术和政治统一的一元化模式。宋朝学术界以“士”为主体,学校本是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桥梁。王安石为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,推进学术和政治统一的一元化。对此,苏轼反对。他认为,学校不但应该有发表异议的权力,而且还有这种责任。他在《南安军学记》中说:“不论政,犹无学也”。对此,以“原则”为第一的王安石,无法容忍。

王安石被罢相后,过得并不好。这时苏轼去看他。两人惺惺相惜,做和解状。但两人是否真正接受了对方的理念,因为两人后来也没有在一起共事过,所以其实也不得而知。

第七章 家

即将离开黄州,苏轼心情复杂。他在《满庭芳·归去来兮》中写道:

归去来兮,吾归何处?万里家在岷峨。百年强半,来日苦无多。坐见黄州再闰,儿童尽楚语吴歌。山中友,鸡豚社酒,相劝老东坡。

云何?当此去,人生底事,来往如梭。待闲看秋风,洛水清波。好在堂前细柳,应念我,莫剪柔柯。仍传语,江南父老,时与晒渔蓑。

然后,他踏上旅途。到一个地方,过几年,就买房,想在当地安家。然而刚买房,就接到调令,接着往更偏远的地方走。就这样反复,直到海南。

第八章 元佑党争

旧党短暂回归,却没有建树,而是内部分裂和混战。党内各个派别互相功击、拆台。苏轼对司马光说:王安石的一些政策是合理的,应保留。司马光不同意。然后司马光突然去世,旧党中人以此为由,群起攻苏轼。苏轼只好说:那我走吧。离开中央,到地方任职。

多年以后,当年攻击苏轼的旧党同僚反思,给予了公正评价。刘安世和苏轼同是旧党,但分属敌对两派。他晚年写道:“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。若大节一亏,则虽有细行,不足赎也。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,才高意广,惟己之是信。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,人欲杀之;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(按,指司马光)议论,亦有不合处,非随时上下人也。”

我认为刘安世的这段评价非常关键,点出了苏轼其实是有“原则”的。他说苏轼“惟己之是信”,“非随时上下人也”。这意味着苏轼并不像王安石说的“没有原则”。相反,他有他的原则。正是因为做事情有原则、章法,他才能在地方上做出成绩,受到民众的信赖,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,比如自然灾害时,他的应对是非常专业的。在这一点上,他对自己有信心。

我觉得苏轼的原则就是:独立思考,尊重异议。因此,他大致能够做到“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。这正是西汉《礼记》里说的实现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社会的路径。

独立思考,是苏轼“原则”的基础。他在给杨元素的信中说:“昔之君子,惟荆(王安石)是师;今之君子,惟温(司马光)是随。所随不同,其为随一也。老弟(苏轼)与温相知至深,始终无间,然多不随耳。” 他不随人,意味着他也不要人随,意味着大家都独立思考。

尊重异议,是苏轼“原则”的核心。他在《答张文潜县丞书》中再次提到王安石一元化的问题时说:“文字之衰,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,颜渊之仁,子路之勇,不能以相移,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!地之美者,同于生物,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卤之地,弥望皆黄茅白苇,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

这就是说,大家都独立思考,然后开诚布公,都说出来,尊重“异议”,然后深入现场,调查研究,以事实为准绳,权衡各种方案,最后科学决策。这不正是实现“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的唯一途径吗?也只有这样,才能达到《礼记》里的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社会。

提笔至此,心情沉重。悲乎!想苏轼的这个原则,王安石不懂、宋朝皇帝也不懂!苏轼当年作为当事人,深陷其中,无人理睬,反而受到打击报复,身陷囹圄,一贬再贬,以致海南,心情当更加悲伤。然而他居然还能挺过来,还留下这么多美好的作品。我不得不说一个字:服。

帮助他撑过来的,有一个好兄弟,能够“风雨对床”的兄弟。他弟弟苏辙在《逍遥堂会宿》诗序中回忆说:“辙幼从子瞻(辙兄苏轼)读书,未尝一日相舍,既壮,将游宦四方,读韦苏州(韦应物)诗至‘安知风雨夜,复此对床眠。’恻然感之,乃相相约早退,为闲居之乐。

幸甚。

第九章 唱和

朱刚老师在这一章提出北宋文坛的公共性。从书中可以看出,虽然因为贬黜失去了体制内晋升的机会,但是苏轼和他的朋友们还保持着密切交往,不断有朋友、亲人专程来探望他,一陪就几个月。他们还同题写作,自发唱和。这种社交生活,绝对是苏轼能够撑住,还有这么多作品的原因。这也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北宋的民间氛围其实还可以。朱刚老师推断,宋朝中后期的文学创作者已认识到自己所处文学环境的整体性、开放性、或公共性。非常难得。

如苏轼在海南岛和弟子、朋友们唱和而作的《千秋岁·次韵少游》

岛边天外, 未老身先退。 珠泪溅,丹衷碎。 声摇苍玉佩、色重黄金带。一万里,斜阳正与长安对。

道远谁云会,罪大天能盖。君命重,臣节在。新恩犹可觊,旧学终难改。吾已矣,乘桴且恁浮于海。

太帅。

第十章 个体诗史

最令人崩溃的一首词来了,苏轼怀念妻子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

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
我只能说每一个字都是神作。

苏轼去世后,失去“风雨对床”兄弟的苏辙,面对好大喜功宋徽宗、蔡京崛起的荒诞时代,写了12年小诗。朱刚老师说这些诗:“没有热烈奔放的欲望、旖旎羞涩的情怀或呼天抢地的哀号,甚至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即便偶尔露出一点端倪,也出之以经过反思的自嘲。”

朱刚老师接着说苏辙:“他经历了苏轼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,目睹了苏轼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,体会着远远超过兄长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。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,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”闹剧,在连绵不断的“党禁”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,为“主理”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。”

谢谢朱刚老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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